【前言：】
1973年3月头几天，周恩来总理因为一直忙个不停，身体被膀胱癌给拖垮了，实在撑不住，就病倒了。
在治疗的那段日子里，周总理不光要进行日常的化疗、服药，还频繁地接受手术治疗。邓小平临时负责国家大事，心里始终惦记着周总理，不管工作有多繁忙，他都会专门抽出空来，跑到医院去，亲自关心周恩来的健康情况。
医生护士们一直在忙着给总理调整治疗方案，因为他那病情真是越来越严重了，但没想到癌细胞扩散得那么快，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料。
1975年9月份，周总理的身体情况又变糟糕了，得赶紧做个大手术。这时候，邓小平、邓颖超他们心里都沉甸甸的，在手术室外面等着，谁也没说话。
总理心里明白这次手术风险极大，所以在迈进手术室大门之前，他突然用力握了握邓小平的手，简短地叮嘱了一句……
【一、 法国初遇，戚戚具尔】
邓小平曾对长子邓朴方这样讲过：“在我眼里，周恩来一直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。”他们之间的这份深厚感情，跟他们年轻时在法国一起求学的日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1920年那会儿，好多思想新潮、心系祖国的年轻人，在华法教育会的帮忙下，纷纷跑到法国去深造。像16岁的邓小平和22岁的周恩来，他们俩也是这股留学潮里的一员，而且到法国的时间就差了那么一个月左右。
他们心里装着满腔热情，梦想着到欧洲取经，学学那边“工业救国”的高招。结果到了这人生地不熟的外国，才发现最难的不是搞学问，而是怎么养活自己。
那时候，年纪轻轻的邓小平因为家里拿不出学费，没能进巴耶中学读书，他的日子几乎全是在打工中度过的。
比邓小平大六岁的周恩来，在法国边打工边涉足各类社会活动，碰到了好多满腔热血、想救国的年轻人。他们一起吸收各种新潮思想，追求着共同的革命梦想。
1921年那会儿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可火了，周恩来、李富春、蔡畅这些人，看到这种形势，心里都有了底，决定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们不光是想想，还在巴黎动手干了起来，成立了旅欧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。
物资不丰，人手也不够，这群年轻人就一边打工赚钱，一边宣传理念，吸引更多有相同想法的人加入他们。在这个过程里，周恩来专门负责给留学生和工农群众打开思想的大门，做他们的思想工作。
那时候，邓小平正为找不到前途而发愁，无意间听到了这个消息，心里头立马就萌生了要加入共产党的念头。在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的引领下，邓小平很快就踏上了革命的征途，从此，他们这些来自不同国度的人，命运就紧紧连在了一起。
邓小平十八岁那年，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。在党内，大家都亲切地把他当作小弟弟对待，不过要是说谁跟他最投缘，那肯定是周恩来无疑了。
邓小平因为受到他的启发而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而周恩来作为比他年长不少的前辈，无论是在平时的日子里，还是在各种组织任务的执行中，都像是一个大哥哥那样，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。
一群年轻人在租来的小屋子里挤得满满当当，他们白天忙着四处找活干赚钱，晚上则回到这个简陋的地方，借着不太亮的灯光，努力追求他们的革命梦想。
他们不咋在乎天天啃面包、喝冷水这些事，心里头更惦记的是能不能给党组织出刊物、搞宣传找点钱。大家都知道人多力量大，所以这些年轻人就聚在一起商量办法，最后一拍即合，决定一起开个豆腐铺子。
这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特别有拼劲，没几天时间，“中华豆腐坊”就在巴黎的小巷子里热热闹闹地营业了。他忙着挑豆子、泡豆子、磨豆子，一套流程下来，做得井井有条。在周恩来的支持下，邓小平也越来越有信心，显示出了很强的安排能力。
大家伙儿一起努力，豆腐店的资金难题总算是解决了。这样一来，大家就能踏踏实实聚在一起，放手干起革命的事情来。
周恩来是青年共青团的大当家，他每天忙得团团转，工作时长能飙到16个小时。邓小平呢，就尽心尽力地打下手，帮大伙儿出版《少年》、《赤光》这些书刊。他搞蜡板、油印那是一绝，手艺好到不行，大伙儿都爱叫他“油印高手”。
在法国留学的那段时光真的不容易，这群手头拮据但内心丰富的年轻人，正弯弯曲曲、毫不动摇地砍出一条满是刺的救亡图存之路。
未来的道路虽然长远但充满希望，这次法国之旅为他们指明了方向，也让周恩来和邓小平在革命征途上建立了牢固的友情，他们既是同志，更像亲人。
周恩来工作表现极为优秀，打从1924年回到咱国家，他就一直跟大伙在前线拼命抗战，手头的工作大多是中央那边高度机密的活儿。邓小平呢，他比周恩来晚回来三年，也被派到各个不同的战区去忙活了。这样一来，他们俩几乎没啥机会碰头。
八七会议结束后，中国共产党得赶紧想办法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攻击，还要把被打乱的内部组织给整理好。所以，中央很快就决定把工作地点挪到上海去。这时候，他们选了周恩来当中央政治局常委，还让他当上了中央组织局的头儿，专门管中央的那些日常事情。
周恩来被外面的麻烦和家里的问题压得喘不过气，整天忙得团团转。就在这时，他的老朋友邓小平来到了他的身边。
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，邓小平不再是那个需要别人关照的年轻人，他的工作能力已经赢得了中央的肯定。这次他来到上海，组织上让他担任了党中央秘书长的要职，成为周恩来的重要“帮手”，一起处理繁忙的公务。
老伙计俩配合还是那么天衣无缝，一个挑大梁带着干，另一个收尾补缺，硬是把上面交代的保密活儿办得滴水不漏。
黄介然同志聊起以前共事的日子说：“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每天都会到这里来，中央的各个部门和单位都得找他们俩拿主意。碰到些机关里日常事务、技术上的难题，都是邓小平同志来拍板。要是说到人员安排、经费问题或者是工作汇报，那就得找周恩来同志了。”
聊起他们过去的事儿，黄介然满脸都是敬仰的神情，他接着说道：“我对小平同志记忆特别深刻，他做事特别小心，而且特别平易近人。”
周恩来与邓小平，一对非凡的组合，不仅是工作中默契无间的伙伴，更是彼此深刻理解、相互扶持的亲密战友。在上海并肩度过的那一年半时光里，他们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天衣无缝的合作，一次次地战胜困难，与身边的将士和人民紧密相连，共同战斗，这份情谊也随之愈发深厚。
【二、默契搭档，腹心相照】
抗战的路子又长又难走，一边是外国敌人瞪大眼睛瞅着咱们，另一边国民党还在那儿不停地捣乱。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上海忙完后，按照上面的意思，两个人就分头行动了。他们各自跑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忙活。
解放战争终于落幕，邓小平紧接着被调往西南地区履职，他担任了西南军区的政委，还兼着西南局的第一把手，而周恩来呢，他留在中央，一边当着政府总理，一边还管着外交部长的事儿。
新中国成立那会儿，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整顿。不管是在首都北京的周总理，还是在遥远的大西南地区的邓小平，都忙得团团转，根本抽不开身。只有当各地的政委来中央做工作汇报时，他俩才能瞅见个空儿，见上一面。
1952年的时候，咱们国家的周总理打算带着外交团队去苏联，商量关于咱们头一个“五年计划”的合作大事。这一趟出去时间可不短，总理的位子就这么空着可不行，得找个能临时顶上周总理工作的人选，这样最合适。
这几年，邓小平在西南地区的工作干得非常出色，成绩大家都有目共睹，也因此多次拿到了主席的夸奖。周总理心里头早就有数了，觉得把邓小平调到中央来工作是个挺好的主意，推荐他那是再合适也没有了。
周总理在推荐信里头说：“要是能在七月底跟邓小平同志商量妥当，先让他当上政务院副总理，然后八月份来北京主持一阵子工作，那可就再好不过了。”
因此，邓小平早早就出发，比计划提前了半个月抵达北京。他跟着周恩来，一点点了解政务院的各项事务。在周恩来总理去苏联访问的时候，邓小平就全面接手，代替他处理所有工作。
那段时间，邓小平真的没让总理和中央失望，他把手头的事情办得特别出色。等总理回来后，邓小平就不再临时替岗了，中央直接正式任命他为副总理，让他和周恩来一块儿管政务院的事儿。
有了周总理的鼓励和帮忙，邓小平慢慢开始能自己挑大梁。在给各部门写文件、下命令，还有处理党中央那些日常杂七杂八的事情时，他都能把握住大局，稳稳当当地把事情办好、办到位。
在他上任的第二春，毛主席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政府那边有啥事儿得中央点头的，小平啊，你多搭把手。”
主席非常看重邓小平，后来中央直接让他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，还兼任财委的第一副主任，负责除了政治以外的其他事务。这么看来，周总理把邓小平调回北京，这决定真是做得对。
周恩来性格温文尔雅，做事特别细心，不管是大小事务，他都习惯亲自过问，力求完美。而邓小平呢，他行事果断，碰到大事总能迅速拿主意。他俩性格上一柔一刚，搭配起来处理中央的各项工作，效率出奇的高。这对老伙伴，有着他们自己的一套高效工作法。
他俩在京城工作的这十多年里头，有了不少机会一块儿聊工作、散步时说说心里话，把以前没法常常见面的那份遗憾给填上了。
一到一年里头那宝贵的休息日子，周家和邓家两户人家总是聚在一起吃个饭，再到外面逛逛玩玩。周总理对邓家的娃儿们，那也是跟对待自家孩子没啥两样，疼爱得很。
邓朴方，邓小平的大儿子曾这样讲述：“周总理见到我们这些小家伙，总是特别热情，爱跟我们开些小玩笑。在我们心中，总理就像是一个特别慈祥的老爷爷。”
周总理平时过得非常简单，不太计较那些小事儿，但他对邓小平却像对待家里人一样关照。有一天，总理走到邓小平家门口，一看，哎，门口竟然连个保卫的人影都没有，他立马就皱起了眉头，认真地说：“这可不行，怎么能连个看门的人都没有呢！”第二天，他就派了两个士兵，守在邓家门口。
邓小平对总理在生活中细致入微的关怀深感心头一暖。每当别人问起他和总理的关系，他都会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们老早就认识了，在法国半工半读那会儿就同吃同住。对我而言，他一直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，全国人民也都特别敬重他。”
这么多年来，他们一直形影不离，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深厚。周恩来和邓小平，虽然不是血缘上的亲兄弟，但他们的关系却比亲兄弟还要亲。
"文革"的浪潮汹涌而至，彻底打破了他们长久以来平静的生活常态。从1966年开始，邓小平以及众多老干部接连遭受猛烈的批判与无端的攻击。
在“文革”的动荡时期，邓小平不幸遭到了反动势力的打击，被剥夺了在中央的管理大权。仅仅三年之后，他就被迫离开北京，前往江西南昌的一家农机修造厂，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劳动改造生涯。
那时候的情况挺棘手的，好多老同志都走了，就剩下周总理和几位老一辈的在中央撑着。总理一听说邓小平要被下放到江西，他立马就给江西那边的头头打了电话，特别关照说：“邓小平都65岁了，身体也欠佳，千万别让他去干重活，最好是安排在南昌周边，方便点。”
周总理心里惦记着邓小平的家里人，专门吩咐手下人找个两层小院，楼上给邓小平上了年纪的爸妈住。邓小平之前在中央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，现在调去别的地方，难免有人会说三道四。总理心里不踏实，还特地派了警卫来保护他。
在劳动改造的那几年里，周总理得费尽心思保住老干部们，还得时刻小心那些想害他的人。每天，他面前的文件、通知堆得跟座小山似的，忙得连口气都喘不过来。一直到1971年以后，情况才慢慢好转起来。
【三、好友复出，总理重病】
毛主席经历了“九一三事件”之后，心里有了打算，想让几位有经验的老同志重回中央来掌舵。在去参加陈毅元帅的葬礼时，他直截了当地说：“邓小平的事情，那是咱们自己人的问题。”
周总理心里别提多高兴了，他明白这句话是给邓小平的政治态度定了调子。他立刻对陈毅的家人说：“这可是最重要的指示，得赶紧把毛主席的这个看法传扬出去！”
数月之后，主席再度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，在会上公开褒奖了邓小平与刘伯承的不朽功绩。他明确指出，尽管邓小平在过去曾有过一些失策之举，但这些并不影响其历史地位的清白无瑕。
在毛主席明确表态支持邓小平回归中央后，原本有许多势力私下里并不希望看到“老人”重返舞台，这些顽固势力转而对邓小平产生了不满情绪。
周总理真是精明，他料到有人会暗中捣乱。为了确保邓小平能顺利回京，他马上下了命令，让中组部来管邓小平的事，每个步骤都得按文件来办，谁也不能私自跳过规矩。
邓小平与主席之间的书信往来，每一封都经过了周恩来总理的细致审核，以确保内容不被别有用心之人歪曲利用。有一次，毛主席私下里向周恩来询问对那些资深领导人的看法，周总理以含蓄的方式传达了认为邓小平值得重用的观点。
在周恩来总理的帮忙和毛主席的明智指导下，邓小平一家在“下放”的第五年终于结束了他们的劳动教育。
为了欢迎邓小平回来，总理特地为他准备了一个舒适宜居的院落。接着，在政治局开会时，他坚决反驳了那些“文革”小组里反对邓小平重新出山的人。
当毛主席在那份让邓小平重新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文件上，写下“可以”这两个字后，总理这才算是真正放下心来。
1973年2月份，邓小平一家带着简单的包裹，搬进了周总理特意给他们准备的院子。没过几天，中央就正式发来了让他重新工作的通知。
当他按照总理的精心筹划，再次回到那张亲切的工作桌前时，却意外得知周恩来病重的消息。
“文革”那时候，周总理真是忙得不可开交。他一边得管着党里头的事情，不让乱了套，一边还得盯着国家的经济，想尽办法减少国家和老百姓的损失。不光是国内的事，还有跟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，国家的发展大计，这些都得他操心。总理啊，几乎一年到头都在忙工作，根本没有停歇的时候。
繁重的工作任务让他迅速瘦了下来，看上去也老了许多，结果没多久就诊断出心脏有问题。从那以后，总理身边就常有医护人员跟着，以防万一有啥突发状况。
周恩来心里明白，干太多活儿会把身子搞垮，但他就是不肯轻易认输。累到极点时，他跟老婆邓颖超坦言：“我这身子骨儿真不行，天天这么加班加点，哪撑得住哇！可我就是硬撑着没倒下，我得尽量别倒下。”
周总理靠着坚强的毅力，硬是跟病魔较上了劲，他抓紧时间，拼命把手头的工作都做到位，就等着那些老同事回来。局势动荡不安，党内问题又一大堆，就算心脏不好，他也根本停不下来，一直在忙活。
在生病那段日子里，总理差不多每个月都得牵头开好几十场关键会议和谈话，这些会议和谈话的对象既有中央各部门，也有广大老百姓，有时候还得会见各国的外交团队。
在接待阿尔巴尼亚来宾的一次会面中，总理聊起了他的日常工作：“我现在手下就俩秘书，他们每个人得连着干十二个小时。我不能剥夺他们的休息时间，所以晚上我会让他们回去，有些活我就自己动手干，文件啥的也得自己写。”
说话中满满是对下属的体谅和关心，可他从没对自己带病坚持工作有过一句抱怨。这么好的总理，却再次遭到了病痛的突然袭击。
周总理因为长时间睡眠不足，加上工作过于劳累，导致他的心脏病情况恶化了，身体其他方面也跟着出了问题。有一天，负责给周总理检查的医生，在他的尿样里瞧见了红细胞，医疗团队一看这情形，心里头就咯噔一下，感觉事情不妙。所以，他们当天就赶紧请来了专家，来瞧瞧这到底是咋回事。
后来经过一连串的检查和反复确认，医生最终确定周总理患上了膀胱癌。那时候，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，一刻都不能再拖，得赶紧住院接受治疗。
医疗小组急得团团转，连续熬夜商量怎么给总理治病，可总理自己却挺镇定。他心里有数，知道自己的身子骨啥情况，也明白国家大事不能没人管。只有邓小平回京坐镇，他才肯安心养病。
周总理不顾身体不适，跟那些固执的人硬碰硬，坚持要让邓小平回到中央。等事情办好，他才给自己腾出两周时间来养病。邓小平心里急得要命，很多次都想去医院陪着总理，但他知道这样做不合适。
邓小平深知总理对他寄予的重托，一回到工作岗位，他立马打起十二分精神，拼尽全力多承担些工作，好让总理能踏踏实实去接受治疗。
他重新出山，让不少人心里打鼓，毕竟他在国内外的名气还没那么响亮，办起事来挺棘手。周总理一看自己身体稍微好点儿了，就急着出院，常常拉着邓小平到处“串门”，不管是大的聚会还是小的会谈，都能看到他俩形影不离。
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那会儿，周总理一把拉住邓小平，很肯定地对着周围人提高嗓门说：“这位，以后肯定是位了不起的领导人。”其实，周总理对邓小平的看重，大家都知道。他一直在尽力帮这位老朋友铺平前进的道路，让他走得更顺畅。
就算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，周总理还是忙得团团转，他利用治疗间隙争分夺秒地处理国家大事。特别忙的那阵子，周总理刚做完化疗，就马不停蹄地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。
1974年那会儿，周总理因为太过劳累，身体情况又变差了，医生再三劝说，最后只能安排他动手术。大概每隔一个月左右，总理就得进手术室一回，身体和心理都承受了很大的痛苦。邓颖超和邓小平每次到医院探望他，心里都特别难受，总是趁总理不注意，转过身去悄悄擦眼泪。
自从做了手术住进医院后，周总理只要身体状况稍微好点，就硬撑着继续工作。碰到紧要关头的事儿，他还会把工作人员都叫到病房里，一块儿商量对策。病痛虽然折磨着总理的身体，但他那份热爱国家和人民的心，却始终如一，没有丝毫动摇。
周恩来经常跟医护人员讲：“有啥病情，你们得赶紧跟我说实话，毕竟我手头还有好多事儿，得给人一个明确的交代。”
在医院住着的时候，总理心里更挂念着那些还在受病痛煎熬的老百姓，而不是自己。就在要做手术之前，他特地问起了云南锡矿公司的工人们得肺癌的情况，然后立刻催着身边的人说：“这事儿怎么还没动静，赶紧去办啊！”
手术结束后，周总理刚睁开眼，立刻就关心起工人的肺癌问题，问有没有派人去处理。对于国家大事，周恩来总理完全不把自己的安危放在心上，实实在在是做到了先考虑大家，再考虑自己，把公事摆在私事前面。
1975年9月20日那天下午，周总理的情况恶化，因为癌细胞已经扩散开来，他得赶紧做个大手术。但这次手术风险特别大，就连医生自己心里也没底，不知道手术结果会咋样。
邓小平、张春桥、李先念还有邓颖超这些人，都一块儿陪着总理等着做手术。那会儿，情况紧急，命悬一线，但周恩来还是先把手头的一份重要文件给签了，这才让医护人员把他推进手术室去。
“邓小平同志到了没？”总理在快进手术室门口时，声音略带激动地问。
看到邓小平从人群里挤了出来，大步走到总理身旁，用力握着他的手，简短地说：“我就在这儿呢。”
总理瞅着这位相伴半生的老朋友，嘴角挂着笑，尽力提高声调讲道：“你今年干得真棒，远超于我！”
周恩来话音刚落，邓小平的眼泪就夺眶而出，他没想到在这个关头，总理心里还惦记着他的付出，全力支持他。
这场手术做了五个多小时，总理算是从鬼门关被拉回来了，但情况还是越来越糟。医生和护士们想尽各种办法，可癌细胞还是不听使唤地扩散开来。
那年冬天，周总理身体已经很差，吃不下东西了，浑身上下都是管子，体重掉到了只有70斤。他跟医护人员说：“我要是走了，你们得给我好好检查检查身体，多研究研究。”就算到了这生死关头，总理心里还惦记着能给国家再出点力。
1976年1月8号那天，周总理进了手术室，做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手术。他声音很轻地对旁边照顾他的医生和护士说：“我这边没啥大碍了，你们还是快去帮帮其他生病的同志吧，他们那儿更缺人手……”说完，他就再也没睁开眼。全国上下，听到这个消息，人人都伤心得不行。
总理的告别仪式，是邓小平来掌的舵，他心里就想着，要亲自送这位老朋友走完在人间的最后一程。
在给那位敬爱的同志致悼词时，小平同志情绪难以自控，声音几度中断，身体也不住地颤抖。这位如同亲兄长、贴心知己般的人物，那位备受众人爱戴的好总理，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他。简简单单的几句悼词，哪里能够完全表达得出他内心的悲痛和怀念啊……
